人物档案
蒋有绪，1932年生于上海，祖籍南京。森林生态学家，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森林生态与保护研究所研究员。1999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长期从事森林群落分类、群落学特性、更新演替及功能等研究，推动建成了中国第一个森林生态系统研究定位站，建立与指导中国森林生态系统长期定位研究网络，并促使我国森林生态系统结构与功能研究走向网络化、规范化。
蒋有绪与土壤专家张万儒（右一）在一起
1957年，蒋有绪在天山开展森林调查
蒋有绪与唐守正（左一）院士在一起
2005年蒋有绪与冯宗伟（右一）院士考察三北防护林
《中国绿色时报》2018年10月19日讯，记者：潘春芳 王建兰 宋平
他已86岁高龄，但仍然思想活跃、思维敏捷，他为祖国林业操心一辈子，如今依然心系林业和国家命运，像年轻人一样活跃在微信上，分享或评论着热点话题。他就是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研究员、中国科学院院士蒋有绪。
从风华正茂的北大才子到白发苍苍的耄耋老人，蒋有绪一生都在探索森林群落分类、群落学特性、更新演替及功能等问题，推动建成了中国第一个森林生态系统研究定位站，并促使我国森林生态系统结构与功能研究走向网络化、规范化。
新中国成立初期，人们对森林的认识还仅限于木材供给，加上那时经济建设急需大量木材，全国各地都在大规模砍伐森林。在那个时代背景下，蒋有绪等先驱们引导人们用系统的观点和思维，认识森林的形成、发展、演变、分布和类型，以及森林与环境的关系，对促进我国合理利用森林、重视森林生态价值、保护森林生态系统，实在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
建立中国森林群落分类学的探索者
1954年，为迅速建设开发大兴安岭林区，林业部经中央批准成立森林航空测量调查大队，请前苏联派遣专家队伍协助开展大兴安岭原始林区的森林资源清查工作。22岁的北京大学生物系学生蒋有绪受命提前毕业，加入森林航空测量调查大队。
蒋有绪在调查队担任中方林型组组长，做苏方林型组组长巴拉诺夫的搭档，两人共同领衔我国第一支林型调查组。林型学是根据立地条件、树种和林下植被、土壤对森林进行分类，实际上就是植物群落分类，以适应森林资源开发的需要。
蒋有绪牵头的林型组完成了大兴安岭的林型分类，命名编制了野外可用的林型鉴定图表，产生了中俄文两种版本的“中国大兴安岭林型汇编”和林型手册，包含了林型分类、特征、资源、更新、演替方向等内容，成为当时我国第一份天然林区的群落系统分类及调查记载资料。
蒋有绪1932年生于上海一个工薪家庭，跟那个年代的同龄人比，算是没吃过什么苦，但年轻的他一头扎进大兴安岭时，也没表现出不适。吃咸菜、啃馒头、喝冷水、住窝棚，日行数十里，打样地、搞测量、晒标本、鉴定物种……林业调查的艰苦和工作的繁琐，经过岁月的洗涤，都淡化成无需赘言的日常，反而，初次接触森林的兴奋和工作中缔结的纯真友情，经过时间的发酵变得更加浓郁：他清楚地记得陈年往事和“战友”们的名字。他是一位十分重情义的人。
1955年5月，蒋有绪随调查队辗转于滇西北和川西高山原始林区。1956年，蒋有绪又独自带队赴新疆天山、阿尔泰山林区。在滇西北、川西高山林区，蒋有绪发现，苏联学派的森林群落分类理论与方法并不适用于我国南方复杂的森林植被，英美和法瑞学派也不完全适合。那个时候，他就想，应该探索适合我国复杂的森林特征和立地条件的新的理论与方法。
1986-1990年，蒋有绪着手森林立地分类，合作项目成果“我国用材林基地立地分类、评价及适地适树研究”，1992年获林业部科技进步二等奖。他充分考虑了中国复杂的自然地理条件，以亲身的野外调查和我国已有的研究成果为基础，采各学派之长，尝试用亚建群层片和生态种组相结合的二元分类原则和方法，建立了我国完整的森林群落分类体系框架，为今后深入细致地完善有中国植物地理区系特色的森林群落分类体系打下了基础。
建立全国首个森林生态定位站
1957年，我国决定在中央林业研究所的基础上筹建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简称中国林科院)。森林航空测量调查大队的蒋有绪受命抽调至中央林业研究所，同年11月被派去苏联进修。
在苏联，很多人劝蒋有绪乘公派学习的机会攻读一个学位，将来好多一些选择，但“执拗”的他不为学位所动，只求多学理论、多掌握研究方法，多考察野外定位研究站。在苏联期间，他重点考察了苏联森林和草原等几乎所有的生物地理群落（即现在称为生态系统）长期定位观测研究站，学习他们如何研究揭示森林生态系统的功能。
此时的蒋有绪更加深刻地认识到，“森林不仅是生物产量(木材和非木材产品)的生产者。只有阐明了它们的物质循环、能量转化过程及系统运行机制，以及森林生物之间、森林生物与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才能使人们认识它们的重要性，使森林更好地造福人类的生存和生活环境。”因此，他决心把森林生态系统领域的研究作为今后的研究方向。
1959年11月，蒋有绪从苏联学习归来，中国林科院已经成立。1960年那个全国闹饥荒、物资极度匮乏的年代，蒋有绪争取到院领导的支持，在川西米亚罗，与四川省林科所合作建立了我国最早的森林生态定位研究站（1960年，中国科学院吴征镒先生同时在云南西双版纳建立了一个森林定位站，但由于热带林环境十分艰难，于1964年终止了观测研究），对亚高山针叶林开展了综合性的多学科的生态系统定位研究。当年，一伙志同道合的青年人背负几十斤重的仪器设备从海拔2400米爬到3400米搭工棚安家落户。这是中国最早开展森林生态系统的定位研究，但由于全国的政治形势，于1968年也中断了工作。
1964-1978年，因为“文化大革命”等政治运动，蒋有绪先后被下放到内蒙古牙克石林管局、河北沧州南大港农场等地参加劳动，研究工作被迫停止。直到1978年，蒋有绪等从米亚罗生态定位站获得的数据和资料才陆续得以发表。这些文章阐明了川西亚高山森林的特征和生态功能。特别是1981年，长江上游发生特大洪水，蒋有绪等用基于川西生态定位站研究得到的数据和认识，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提出洪灾既是天灾更是人祸的论断：大面积的森林采伐使岷江上游森林涵养水源的能力大为降低。他在文章中指出，不应该将长江上游作为木材供应基地，而应该以水源涵养作为主要经营方向。这个观点后来成为中国建设长江中上游水源涵养林体系工程项目的理论依据。
构建全国森林生态系统定位研究网络
1978年，中国林科院恢复后，蒋有绪始终坚持着森林生态系统结构与功能的长期定位研究。
1980年，蒋有绪与中国林科院热带林业研究所一起恢复他们在“文化大革命”前已开始的川西定位站（由于米亚罗林区已采伐过度，站点改到卧龙自然保护区），又在海南岛尖峰岭热带林区试验站（后建成林科院热林所）开始生态定位观测研究，开展了热带群落特征、采伐更新演替、生态系统功能、刀耕火种后果和经营管理等多学科研究。这些研究使蒋有绪对热带林结构与功能有了过去没有过的认识，他在森林类型、结构与功能研究方面提出一些新论点。结合1981-1983年参与的国家农委、中国科协的“海南岛大农业建设与生态平衡”综合考察，蒋有绪等向中央提交了考察报告，阐述了海南岛长期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方向和发展途径。这份考察报告引起了中央重视，有效促进了海南岛在全国率先对热带森林实施禁伐，发展有特色的农业、林业、生物产业和生态旅游业。
1980年以后，蒋有绪还在海南岛尖峰岭热带林区、江西大岗山林区从事热带林、杉木林、毛竹林的生态定位研究，并促成了林业部门建立林业系统的生态定位站网络。
1990年起，在国家自然基金委重大项目“中国森林生态系统结构与功能”的支持下，蒋有绪代表中国林科院，联合多家单位，基于林业部门和中科院系统建立的覆盖我国不同地理带、不同类型的18个森林生态定位站，在我国首次运用森林生态长期定位观测数据开展联网化、多学科的生态系统综合研究。从此，我国的森林生态系统定位站研究从生态系统尺度上升到了全国大尺度的系统研究，通过联网研究分析和探索综合规律，突破了从站点向多尺度、多过程的综合分析拓展，推进了规范化观测与生态网络化研究的发展。相关研究从森林结构定性描述转向生态系统功能与变化机制的定量评价，发展了空间分析与模拟方法，推进了多学科的交叉与融合。全国构建了统一的数据库，积累了大量的森林生态系统基础数据和动态监测数据。研究成果提升了人们对森林生态系统的认识，为区域和国家的土地利用规划、经济社会发展以及森林经营与管理提供了科学决策。
蒋有绪不无骄傲地说：“在这方面，中国领先于世界。”因为，直到10年前，世界上还没有一个国家进行国家尺度的森林生态系统结构与功能规律分析。
森林生态系统网络化研究的相关成果被《中国可持续发展林业战略研究》（总论卷）（战略卷）（森林问题卷）所引用，为确定林业“三生态战略”和出台《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林业发展的决定》奠定了科学基础。
走向国际舞台展中国林业学者风范
上世纪80-90年代，蒋有绪活跃在各种国际会议上。扎实的研究理论和深厚的学术水平，为他在国际舞台上赢得了掌声；流利的英语和俄语表达能力以及真诚友善的个性，为他赢得了国际友谊，无形中亦为我国林业赢得国际话语权加分。
20世纪末期，蒋有绪开始涉足我国森林可持续经营问题，他最早代表中国参加了“国际温带与北方森林保护和可持续经营标准与指标体系”，即国际森林可持续的蒙特利尔进程。1994年9月以来，蒋有绪代表中国林业部科学家参加了蒙特利尔进程第4次-7次会议，与各成员国反复推敲相关标准和指标体系的制定。1999年，我国正式开始蒙特利尔进程的中国森林可持续经营的一系列实验示范。
1987年开始的近10年里，蒋有绪先后担任国际林联亚高山生态学组的副主席、主席等职务，与国际专家们共同探讨了山地森林的分类、亚高山森林的特征与经营策略、半干旱区森林可持续经营等问题，并于1990年10月在中国成都主持了国际林联的“山地森林的经营管理”国际会议。
除此之外，蒋有绪还主持过泰国、缅甸农林混合经营项目检查，参加过“21世纪森林科学展望”、全球气候变化大会等国际活动，担任过国家气候委员会委员和国家全球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委员等重要职务。
认准的事情一定要坚持
回望这一生，蒋有绪“很庆幸自己做了一个以森林生态为主要对象的林学工作者”，而且他十分专注，从业时认准的森林分类和森林定位研究，一干就是一辈子，无论多么困难。
“文化大革命”10年消磨了许多人的信心，但蒋有绪不相信一个国家可以什么都不要，不相信中国的科学文化从此走向没落。在这样的信念鼓舞下，在那个艰难时期，他仍然寻找一切机会汲取知识，总结整理调查资料。
他在下放劳动之余，偷偷翻译了美国学者编著的“生态学实验手册”，后来恢复高考后，这本书成了大学院校生物和农林学科的最新教材，一代人从中受益。他还与森林调查队原来的同事们，在1972年、1973年间，将过去在全国山地原始林区调查收集的资料整编成《中国山地森林》和《森林综合调查手册》。
“当时，我们并不敢奢望出书，只是想这项工作应该做出来，今后一定会有用的。”果然，努力没有白费，1978年后，出版界书稿奇缺，他们编著的《中国山地森林》一书很快得以出版，成为中国第一本全面系统的天然林区的分类及经营专著，后来还获得林业部科技进步二等奖、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同期，《森林综合调查手册》也出版了，成为重新开始的森林调查事业的重要技术指南。
基于这些经历，蒋有绪勉励年轻一代，要认真选择努力方向，一旦选定就勇往直前。他说：“大自然可以把人的知识变活，并不断激发人的思想活力。观察大自然可以培养人看待事物的系统观念，锻炼人的思维分析能力。这是一个生物科学工作者取得成就的动力和源泉。
